（文涛）
我对受洗的理解
受洗，是跟神的一个wedding，还不能说是成为了严肃意义上的基督徒。对我来说，是一个对于自己信仰开始的acknowledgement，也就是跟神打了个招呼吧，说：嗯，我决定信你了。以后的生活很长，那是此终肉身的成就，读经、祷告、实践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爱别人爱自己。 对我而言，理解到基督里面的爱（尤其受洗以后）就是一个消除自我中心的过程，慢慢地学会接受自我，替别人考虑，少一些self-entitlement。我过去许多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对自己的关注过深过多，有些时候对自己的检讨、批判也未尝不是另一样的自我中心。今天的受洗，是我与基督第一次地发生严格意义上的这种关系，希望以后的self-cultivation以及兄弟姐妹们的帮助使自己离真正基督徒的准则越来越近，跟上帝和信仰的关系越来越好，理会到并能够传达神的圣恩和福泽。


我与施福教会的关系
我2004年到的第二天（八月15号）是与师兄潘荣荣来到施福教会，那时候觉得宗教信仰是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有着猎奇的心态。之前也修过一门关于圣经文学的课，一知半解，也是想着表演一番。同时，也读过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觉得新教的信仰也是先进的文化技术的一部分，与自由民主的西方、与文化学术比较高级的西方联系到一起的。来了西方，就是学习先进的嘛。那时候对于韦伯的学术作为职业的论题也已经熟悉，觉得对基督教的文化与知识层面的理解可以作为学术职业的一部分，也就是将这些作为一个客体去考察、研究，它是存在于“我”这个主体之外的，并不发生情感上的关系与交流。也读过思想界保守派大人物列奥·斯特劳斯对于创世纪的解读，觉得他的解读中神创造天地与意义的部分非常精彩，对其中“意义”如何由创造天地开始产生印象深刻，可是将其劫持到了其他的地方，也就是对智力与知识的过度欲望与追求。也读过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名文“我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被里面的个人与知识分子自我检讨的气息所感动，并没有想到这些会发生在我的个人生活中。也就是说并不排斥，将之作为一种现象对待，也宽容，偶尔觉得其中有些道理。也常去教会，却更多的是因为私人关系的存在。这样到了2005年，那个在施福教会决志信教的师兄潘荣荣离开，他信了基督耶稣之后，去了马里兰大学读法律，也就让我跟教会的这种联系断了，以后的两三年中就再也没有去过。
有一点，我觉得需要指出。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其实并无褒贬之意，那时候鸦片的文化意象还不是如后来具有贬义的，更多地是指向具有治疗意义的功能。后来列宁在解释马克思这句话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我觉得知道这个对于那些受过庸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应该会有些帮助吧。
从另外一方面讲，我跟施福教会的关系从2005年之后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地断了，也还是有其他形式的联系，现在想来这些联系并不是偶然，跟今天在cedar beach的受洗是有关系的。比如群军常跟我打电话，让我来查经，那时我都有礼貌地（至少我觉得自己是“有礼貌地”）拒绝，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俗人，欲望很多，凭着这些欲望以及一条一条地去实现也能够完全地生活，我自己是有许多主张和意见的，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去实现，并为之自豪。这些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被称作evil desires的，中文本说是“情欲”。我那时候的欲望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情欲之外，还有对于知识与智力活动的偏执，下面会说到。那么这两三年中间与教会其他形式的联系还包括，开着师兄留下来的教会送给他的那辆Nissan，很reliable，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大问题。有一次车停在学校Siberia停车场，车钥匙滑落到地上，有人捡到，在学生会的bbs上发帖子，那个人就是卢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卢强。当时自然也知道这个人，常常发帖子，说要聚会读圣经，也觉得是跟群军一样的人，固执，不可救药。这两三年中间最困苦的时候，心理面应该说其实是有一点点的亮光，觉得是有着一种信仰的可能。然而为自己和自己的挣扎和批判以及生活中过度的分析所劫持，长时间地没有到教会里面去。
我的专业
这一部分貌似很不该在这里讲，可是我的信仰是跟我所学有关的。某种程度上，很长时间中我将我是谁这样的问题与我所觉得的自己所学是等同的，觉得我就是我所学的，是那个系统中的一个小小工具，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我的这个专业正式的名字叫作comparativ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有时候缩略为comparative studies，以前是英文系下面的一个program，后来独立出来，比较小，然而却是人文学科之中政治与社会性质最重的。有人就问了：你比较啥啊？Shakespeare与关汉卿，还是红楼梦与唐·杰可德？如果是那样，问题就简单许多。自然，也不是说这两项不可比，然而哪里是简单意义上的瞎胡扯？我自己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方式所激怒。虽然言语和形容上并不表现出来，内心是受了许多的伤害，因为它关系到我之为我存在的问题嘛。
这个学科最初是来自十九世纪如果不是更早西方意义上的comparative philology，比较语义学或者语言学，尤其德国的一些学者所做的比较各种语言之间的异同，以寻找各种语言的之间的历史关系与发展渊源。开始是挺传统，季羡林所做的一部分即为这个。也有许多圣经学者的参加，比如读到Erick Auerbach讲到亚伯拉罕献祭以撒那一段的分析与荷马史诗的比较，我曾经颇感叹一番圣经对于个人内心世界不描写的选择在文学技巧上的成熟。
后来，大概是六七十年代之后，这个专业变得激进无比，提倡对一切东西的社会化与政治化解读，class，gender，race变成了衡量作品与意义的尺码，同时又是对“一切东西”的解读批判，包括科学文本、试验报告、环保政策，也有关于奥运会，博物馆等等，在这里面寻找政治不平等或者社会不公正的地方，所谓的read everything literarilly，将一切作为文本来读，作为叙述来读，将政治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扩大到最大化。（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这样也带来各种的解放与语言和思想上的种种自由。）我自己读了许多的理论作品，后现代的一些，后结构的一些，还有关于performativity的，gender studies的。有一阵子迷恋其中，看不到自己在哪里，还挺高兴，天天high，intellectually 非常地令人兴奋，读书睡不着觉，挺有感觉的，挺有学术的抱负和理想。然而可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是逐渐地上瘾，与吸烟喝酒或者吸毒之间的区分其实可能很小。直到有一天，我再也读不动，不是不懂，而是不动，就是字词不再对你发生作用，你不能够再吸收，读一遍是白的，再读一遍也是白的。那个时候我恐惧无比，好像是生命本身被拿走，所有的过瘾之后的症状都发生，觉得都是空的，黑的，无边的。学科体制里面对自我批判的意识也在我身上完全体现出来，后果是完全地批判自我，总觉得自己有问题，常文学性地解读自己的行为，像是金庸小说里面周伯通所创的空明拳。更不用提这段时间之内我个人的感情生活很不顺利，也是因为不懂得去爱，只想着自己被关心；甚至许多想着去关心去爱那个人的时候，也多有自己的一厢情愿想法在里面，走不出自我中心的影子；还情绪不定，非常impulsive，这样如何能使别人喜欢、如何能使别人有安全感和依赖感。这些对我自己的personhood造成很大的打击，非常self-destructive，那完全的对自我的骄傲这时成为如何的虚幻，并不牢靠。而同时，所知道的一些人进步很快，都有许多的achievements。知道的一些人在芝加哥啊哈佛啊这些名校资源丰富，又聪明又勤奋，还很可爱，不像我如此读书读到中毒深刻。所以是，一边再也不能被自己的intellectual curiosity / excitement牵引，另外一方面是别人的突飞猛进，还有对于石溪这个地方的抱怨，还有自我的批判与消解。所有这一切，加起来，让我这个学术青年觉得非常地恐惧，常常不知白天是白天，黑暗是黑暗，一切的标准也能够轻易地被拆开被批评，而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亦成为问题。生命与生活是枯竭的，没有啥幸福与甘甜，每天都在熬，每天都在受煎熬，甚至到话都不会讲，开口之前自己就已经将自己杀掉。
更不用讲，自己的身份发生变化。
变化发生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成为ABD（all but dissertation），另外一个是变成了Lecturer。前面一个意味着天天自我规范，跟自己打架，类似金庸小说中周伯通的双手互搏书。我们都知道，跟自己打架的日子不好过，更不用说常被自己打败了。后一个意味着责任更大，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是对学生的责任。要教书。那么就出来一个问题：你所教的是不是你所信的？如何将你所信的政治信仰传达给你的学生？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接受。政治的批评，社会的批评，许多是严肃的，然而也有表演性质的，就是瞎胡闹的。呆久了，大家都会明白，这个表演性质，存在于每个地方，在某些intellectuals上面尤其如此吧。我以前在系里是很活跃的，做过colloquium coordinator，做过senator，还做过search committee的成员。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的感受，是表演性质的泛滥（我并不是否认其中也有积极意义的），演来演去，失去了真，失去了sincerity。有一阵子我也是这样，天天hi来hi去。有些人也许就这样过去，无所谓了。责任的加重与失去真诚关怀加在一起，生活挺失重的，找不着边儿，有一阵子喘气都能感觉出来。大家都知道，若是你感受到了喘气，那你就够沉重了。
4.

然而我是一个老实孩子，心底里挺真诚的吧，经不起这样的空洞和无聊，以及self-destructive式的生活。没有甘甜就要找，没有灵魂也得寻。这几年中与教会直接间接的联系让那微弱的光亮再读闪现，我还是比较主动地reach out了，想到以前见过的面孔，也多跟了那在马里兰信教的潘荣荣联系。又回到了教会，那几年之前的一个教会，又见到了许多的熟面孔，听到许多以前听到不以为然的话。然而这次，也许是与经历这许多有关联，也许是自己与自己的争斗再进行不下去，这些话不再刺耳不再那么外在，能够进到心灵里面，能够听得进去和理解出来。尤其上一个学期教那门最难教的课的时候，American pluralism，常常跟潘荣荣电话，得到无数的安慰，许多次他引的圣经正是对我的焦虑与self-destruction。也开始去查经班，我去的少，得检讨，其实对圣经的阅读也是怕自己做overanalysis，怕自己没有的读进去，这个问题得慢慢解决。其实就是不再抵抗，有一种释放，而喜乐与平和的内心慢慢返回。
是的，我是有了苦难，与灵魂上面的焦虑信了基督。我不觉得这是坏事情，这是多么大的blessing啊。
慢慢地，有了决志祷告。也就是某次潘荣荣拿着电话，他在那边说，我在这边重复，当时是不知道的，后来潘荣荣说这就算是第一次的祷告。其实，还有一次，我觉得也应该算作第一次。五月底，去滨州福音营，东强送我到火车站，非要我在车里当着他的面做一个祷告，当时还不太习惯，觉得祷告的事情是私人的（事实上，我也常常这么做：一天之后，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开始说话），心中有不满，后来才觉得是很有意义很重要的。此后，生活好许多，功课慢慢地又可以开始做了。暑期中，还自己一个人去了一趟英国，几乎游遍，更是看到到处的教堂曾经为他们的生活中心。归来之后，带着比较平和的心态，花了三四星期时间翻译了一本书，还刚刚教完了一门课。并不是说现在做事情就很perfect了，而是说比以前更有成效，自然许多地方仍然是需要改进的。那种没着没落的无边无际的感觉也慢慢消去，比较平和。许多时候，心里涌出喜乐的情感，许多时候自己天真的性情也又回来一些，比较不那么self-destructive一点了。我相信，凭着这些，我就能够去完成自己的学业与追求，profession和course of life两方面的长进是我期待于自己的。
所以今天也算是正式的一个决心。在这样一个欲望横飞的世界中，许多人“白天的专家，晚上的纵欲者，”我们已经受洗的和今天受洗的都不想成为这样没有灵魂的人，没有意义的人，都不想被物（无论是物欲还是物质）捆绑，不想享受玩乐，立了这样的志向，在基督耶稣的信仰里面寻找真与真理，平和与喜乐，公义与公理。我是很高兴，与这么几位有志气寻真理的人一起，来跟上帝有这么一个约定，这么一个隆重的wedding。自然，信仰是一个过程，需要cultivation，需要关照努力，也许还会有坎坷，然而，我就这么准备好了，将自己交代出去，一心地要寻求，努力地上进。
最后，我念一段雅各书，算作结尾：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